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
文化簡介

據文獻紀錄,荷蘭統治時期的一六四七年,我們Kanakanavu社址(當時稱「簡仔霧社」)即已出現於荷蘭人所編之「番社戶口表」內,表示在荷人來台之前,便已建立社址,換言之,本族定居高雄縣那瑪夏鄉至少有四百年以上,直至日據時期,始先後有Na’arua(拉阿魯哇,傳統上本族稱呼該族為Na’arua,他們自稱Ra’arua,別族有時稱呼他們為Sa’arua)族、布農族、閩客籍漢人、排灣族、泰雅族、北鄒族、阿美族、魯凱族等其他族群遷入,形成多族群共融之生活圈。從古迄今我們都自稱Kanakanavu,但是自從有「族」的區分後,我們被歸類為「鄒族」,有些場合為了區隔我們與阿里山鄒族的不同,我們與拉阿魯哇又被稱為「南鄒族」。

「鄒」,北鄒語稱cou,我們Kanakanavu稱cau,意思是指「人」,隱含有「同我族類」之涵義。學術上鄒族區分為北鄒族與南鄒族,北鄒指的是嘉義縣阿里山鄉及少數於南投縣信義鄉久美社區之鄒族人;南鄒指的是拉阿魯哇與卡那卡那富群。日據時期以前,拉阿魯哇又稱四社番或內優群;卡那卡那富又稱為簡仔霧群。拉阿魯哇族現分布於高雄縣桃源鄉之桃源村與高中村,另少數於那瑪夏鄉瑪雅村;卡那卡那富族集中於高雄縣那瑪夏鄉(Namasia)達卡努瓦村(Tanganua)與瑪雅村(Mangacun或Novana),現人口約五百人左右。

據推測,鄒族人在台約有三千至四千年之久,最初之發祥地究為何處?說法不一,據族人神話傳說,北鄒人發源於玉山,南鄒卡那卡那富與拉阿魯哇群,發源於玉山南方之高山。從詞彙、音韻、句法、構詞等,我們與北鄒族的差異甚大,但相對的我們與拉阿魯哇的語言就比較接近,部分詞彙語根是相通的,傳統男女名字也幾乎都通用。從外在的傳統服飾比較,我們三個亞群的男士服裝幾乎相同,女性服裝方面,拉阿魯哇的黑白顏色略有差異。從祭典儀式觀察又有顯著的不同,北鄒族有Homiyaya(小米祭)及Mayasvi(戰祭);拉阿魯哇有Miatungusu(貝神祭);卡那卡那富有Mikong(小米祭)及Pasiakarai(河祭),祭祀的目的容或有雷同之處,但祭拜的對象及進行的方式,都各自有不同的詮釋與呈現。所以這三個亞群,究竟應歸類為一個「族」或應有各自的稱呼?是有待進一步確認的。

「我們卡那卡那富最初發源何處?如何輾轉遷移至本鄉?這是大家感興趣的問題。綜合相關文獻及本族的傳說,大致有「東來說」與「西來說」兩種說法。

東來說,即東方高山發源說:

此一說法亦有幾種版本,如日本學者佐山融吉所紀錄的:「Kanakanavu與Sa’arua及鄒人達邦社的祖先是兄弟,曾經一起住在Nacunga(日據時代台東廳管轄區內,內本鹿社之東)。後來有Napa’angana家族的人,帶了一隻母狗出去打獵,在行經Natanasa時生了小狗(現今藤包山Nausurana周邊,Natanasa本族語,舊社或舊家之意,研判佐山融吉做此紀錄時,受訪的族人已遷離藤包山,故以Natanasa稱呼該地區),於是他把母狗和小狗一起帶回家。但是,母狗卻又帶著小狗自行跑到Natanasa,他只好去將牠們帶回家。可是,這些狗再度跑到Natanasa。如此幾次Napa’angana的人乾脆搬到Natanasa去住。後來有Namaitana和Rukuana的人也搬到Natanasa去住,而且從Nacunga帶女人過去組織家庭,於是建立了一個社。此後,人口漸多而形成一個大聚落」(佐山融吉1915)

另一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之調查紀錄指出:「Kanakanavu族人之故地為cakuran Na’arua (指拉阿魯哇之溪)即荖濃溪的遙遠東方之Nacunga其地,這是Patokoa(小關山,本族人亦有稱Patukuara)那方向,在其東方之土」。Nacunga大約就是四社群Na’arua人之所謂lhasunga;北鄒族之Yasunga同一土地。此地似指台東縣下之新武路(呂)溪上流(今之利稻),現在布農族所居住之地而言(移川子之藏等1935:208)。

Kanakanavu人之祖先從此地出發,最初移到叫做Sanivang 之稍上方的舊社即Natanasa,或稱Natanasa kanakanavu(即卡那卡那富的舊社或舊家之意)之地,由於這可能是很古老的事情,因此有關之口碑出入甚大,又常常與洪水傳說連在一起,有傳說:「昔時,大鰻魚阻塞河流而成洪水氾濫,Kanavu人從Nacunga逃到Natanasa去,四社人逃到Tanungintsu(馬淵東一疑為卑南主山),郡社群(Isibukun)逃往tumumuru tatia(似指玉山)」。另一傳說在Nacunga時代,大鰻魚引起洪水,Kanavu人之祖先逃往Tanungincu之地,後因山豬殺死大鰻而水退,乃復歸還Nacunga,其後出獵到Natanasa,帶來的狗生子,以後的故事與前述同。Titencu 社(住地天子的族人,現屬瑪雅村)則傳說有四社群(拉阿魯哇)與Kanavu人昔時同住在Nacunga,因大洪水,前者逃至Tanungincu,後者逃到Nausurana(藤苞山,即Natanasa),待洪水退後,Kanavu人始逐漸往較低處耕作居住。

K以上的口碑紀錄與傳說,可歸納「東來說」的輪廓: 一、本族的發源地均指向Nacunga(現台東縣利稻一帶)。 二、在遷徙過程中Nausurana(藤苞山周邊)是我們重要的中繼點,在那裡成立了我們Kanavu社(時稱簡仔霧社)。 三、在Nacunga時代,達邦社(Tapang北鄒族)、Na’arua社(拉阿魯哇)、Kanavu社,就已經有深厚的關係,以兄弟相稱。離開Nacunga之後,我們還與拉阿魯哇社來往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的語言迄目前為止尚有相似之處,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西來說,即嘉南平原發源說:

族人傳說約四百年前,本族卡那卡那富祖先,原居住於嘉南平原耕作、狩獵、捕魚,過著安和樂利,無憂無慮的生活。後大陸漢民渡海來台開墾,以及西班牙、荷蘭人相繼入侵,尤其明末鄭成功率眾入境,漢民族激增,將原住民擠出嘉南平原,本族先祖生活環境受嚴重威脅,於是全族大遷徙。據說先祖由嘉南平原,先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欲往屏東平原伸展,未料屏東平原已為他族群所佔,不得而入,無奈折回,渡里港溪朝西北方向移動,直往旗山地帶,隨後溯楠梓仙溪北進,到達Kasanpo(今甲仙)之Sa’antua (今阿里關)時,有部分族人滯留此地耕作定居,唯多數族人仍繼續北上,到達’Uripo(今小林平台)曾點 算人數,約有八百餘人。略休息後續北進,經小林村後即進入山區,由於沿路多為斷崖峭壁,時而下溪涉水,時而攀登峭壁,迂迴曲折不斷,驚險萬分,好不容易行抵那都魯薩(按:似指Nausurana山之Naturuca溪)山腰上(今紅花仔)。到此高地,率眾的長老們眺望全境毫無人煙,地形四面環山,內面寬廣,山坡平緩,平台眾多,又有cakuran Namasia(楠仔仙溪)從中緩緩流穿,且有許多支流匯集,認為是未來耕墾發展最好環境,於是乎選定Nasurana為根基地

根據耆老口傳,當時選定此地有以下四個理由: 一、出入口為斷崖峭壁,地勢險要,易守難攻。 二、周邊有較多之平原台地,土壤肥沃,適宜栽種小米、玉米、地瓜、芋頭、南瓜、豆類等農作物。 三、兩面有山,中間低崖,形成狹窄區,當時野生動物如水鹿、山姜、山羊、山豬等,一旦進入覓食喝水,較易圍捕。 四、有Namasia溪及各支流,水源充沛,並有豐富的魚蝦、綠藻等水生資源,可供食用。

另一說法為在太古時代,世上曾發生大洪荒之神話傳說,深恐再發生而遭浩劫,隨時可爬到藤苞山避難。據以上因素,才選定Nasurana為根基地。於是族人在四周築石圍牆,建立城堡,並進一步制定了親族組織、部落制度、歲時祭儀及生活方式,在有秩序與安定的生活下,安然渡過了兩、三百年,人口激增,每日派守城堡的壯丁就近百人,城堡因每日煮飯取暖,長年被柴火薰成一片溪黑,因此時人稱此城為「’acang ta’urum」黑色的城堡,有人口稠密之意, Nasurana亦被族人視為「聖山」避難所。

此「西來說」的傳說,從嘉南平原經屏東、里港、旗山、甲仙、小林到Nasurana,之路線,似乎與明鄭入台以後原在嘉南平原的西拉雅族的一支,後遷徙至小林的路徑相類似。則究竟何為發祥地或何者為真?根據本族家族系統及遷移口傳觀之,並對照Na’arua族人之傳說以及參照台灣近代發展史,這些傳說呈現因時因人而異的情況,確切反應民族之歷史論述詮釋內涵向來無法一致。基本上,東來、西來可能皆有發生,並不矛盾,只是早期先從東向西移動,晚近受西方移民壓迫,而再由西向東遷移。

南北鄒族群均具有東方高山發源傳說,這應是最古老傳承,而Kanavu或Na’arua來自Nacunga,同源一地,兩群說法相互印證支持,亦即絕大部份族人屬於來自東方系統,只有少數是來自西方的系統。但由於離開這遙遠的東方發源地時間已久,有關之傳說已經摸糊淡化,甚至遺忘,因而將族群發源地設定在附近之Nausurana,而此後的遷移屬於近代之事,記憶也較為清楚一致,只是現在傳述這些遷移路線時,已經很少將之與古老的東方發源傳承相關聯。

據族人口傳,約在清朝期間本族以Nausurana為中心,所轄勢力範圍,概從本鄉與Na’arua(桃源鄉)界線,經過荖濃、旗山、內門、南化及大埔等圓周以內範圍,但因大陸漢民遷入台灣日益激增,逐漸向原住民耕地侵耕,嚴重威脅我生活環境,族人為保衛土地及維護人民生存權,不時與由kasanpo(甲仙埔)入侵之Pakisia(漢民)或’Oria(平埔族)發生衝突,雙方交惡,不能往來交易。長此以來,族人無法獲得食鹽、火柴、藥品等生活必需品,多人長出「甲狀腺腫瘤」,嚴重影響健康,病患增多,死亡率增高,人口銳減。

在某次的嚴重衝突中,原先在Nasurana的城堡被燒毀,族人棄城四處逃竄,Navirangana(王氏)到Naturusa溪下游,Nomangiana(鄭氏)到老人南溪居住,Naoracana(余氏)奔走北溪,此時有一部份同為南鄒Na’arua人在老人南溪上游墾作,與族人相遇,本來有糾葛,後來溝通協調後和平解決問題,自此Na’arua人即可到本族轄區自由活動。過了一段時間,各氏家族再度遷徙,鄭氏遷居那魯固(Naruku),王氏遷至克茲克茲恩(Kucukucung),余、王、翁氏(Ka’angena)遷入特特富斯(tuvutuvusu)及地天子(titencu),陳(Ikawana)、江氏(Ka’avena)定居拉比尼亞(Rapinia),鐘(Napaniana)、王、藍(Kampangana)遷至民權平台(Na’unguana),當時此處被族人喻為風水最佳之地方。蔡(Coapoana)、鐘氏則在那富那富翁(Navuanvung今民權社區)居住,陳、江(Ka’avena)、王、藍氏遷移Nancurunga(現表湖)此處位於高地,遠眺四周一清二楚,是重要據點,族人曾在此設有聚會所(Cakuru),每年按歲時舉行祭儀,直到日據後期,仍維持此習俗。藍、楊(Kakapiana)、謝(’Utungana)、翁、江氏遷徙至tanu’ucu(現青山段)。

Tanu’ucu 至Nanavuru(大埔)是Kanakanavu與Pakisia相互攻伐的主要戰場,源於Pakisia一再侵入我族生活領域,壓縮我生活空間,有次雙方相約決戰,唯Pakisia提早領兵至Tanu’ucu,因漢兵人數眾多,為免禍及婦孺,族人乃先攜帶婦女小孩避往卓武山Mocimuru,Tanu’ucu 形成空城,漢人卻認為有機可乘,在族人男丁未返回前,一把火將族人房舍、糧食、家畜等,焚燒殆盡後折回,族人看到村落火焰沖天,煙霧瀰漫,快速奔回,唯已搶救不及,痛恨不已,於是奮勇追殺回程之Pakisia,在「射免潭」廝殺非常慘烈,射免潭成了血潭,一路追殺到現今大埔大橋西南側附近,雙方傷亡慘重。嗣後,族人為追念先祖所流過的血,若欲涉水過射免潭時,需先折一樹枝或樹葉,恭敬的置於潭中,再行涉水,表示未直接踐踏先祖之血。

過了一段歲月,族人與Pakisia均認為恩怨相報,長此下去不是辦法,乃相約謀和,即在大埔大橋西南側附近商議,雙方各派一名力士,約定何方能成功的將三塊巨石舉放至該地陡坡上之大盤石,此區域即屬該方所有,本族力士成功的將三塊巨石擺放上去,故此區域仍為族人所有,唯同意租借給Pakisia耕作經營,嗣後雙方相安無事。大埔的Pakisia每當過年都會邀請族人飲宴(即所謂「番租食」),唯經一段歲月,後輩對前代的合約淡化,Pakisia每逢過年,族人依例前往作客,Pakisia後代甚為不滿,因此安排在宴席中下了毒藥,族人回家途中上吐下瀉,因而倒地者不勝其數,身體強壯者雖然勉強撐回家,但也一樣一個一個倒地,所附送的’acupiri(年糕)中,更混有劇毒,未前往的家小吃了同樣遭殃,每戶人家死亡二、三人是平常的事,甚至一家全部亡故,無人處理後事,其家門始終關著無人閂鎖,其景令人鼻酸,且當時尚無醫療機構,衛生處理不當,接著發生嚴重的瘟疫,狀況更加悲慘,此種情形延續了數年,自此以後人口驟減。於是居住在Tana’ucu 及Nacurucurunga之族人,不再戀棧老家,四處尋覓新的居所,有的遷到Tanganu(現達卡努瓦一村)、Nanumu(達卡努瓦二村)、Mamiriki、Rapinpinia、Kunpun、Kamarunga、Cipaku等地興建聚落,重新建立新的生活環境。

至日本統治初期,台灣漢族與原住民間均有抗日情事發生,如本鄉鄰近之甲仙、內門等地,就有蕉吧年抗日事件,日本人與漢民互相仇恨,原住民夾在其中,正好成為雙方利用的對象,傳說有日本人教唆本族人宰殺漢人所飼養的牛群,族人因不知內情,真把牛給殺了,漢民當然氣憤,故稱本族人為「taikurang」(閔南語:殺牛的人),後來遷移過來的布農族人不知其意,依閩南語音亦稱本族為「抬芙蘭」,此不雅稱號一直延用至近年,才慢慢回復稱Kanakanavu。

之後漢人也慫恿本族人,稱轄區內的日本人越來越少了,不再有能力統治人民,嗦使族人乾脆把駐在本鄉的日警殺了,不知世局的族人聽了此謠言信以為真,就把駐在Mangacun(今之兩權平台)之日警給殺光了,日方聞訊後極為震怒,調派二支部隊,一支由旗山方面向本鄉進攻,另一支由Nanavuru(大埔)方面前進,欲兩面夾擊,計畫把本族一次殲滅,在此關乎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幸好有一日本少女被本族人留置,此少女將本族人被日本人與漢人唆使欺騙殺牛、殺警之事,據實告知日方官長,日方始知原委而撤軍,倖免了一場浩劫,否則本族很可能在這一場戰禍中消失於世。後據北鄒族山美村一帶耆老傳述,當時日軍經過Nanavuru時,為北鄒族同胞所知悉,判斷事態不妙,曾有部分壯丁秘密尾隨日軍之後,以探究竟,所幸事件平息。

日本統治中期為便於管理,將本族人分別集中於Navunavung(現瑪雅村)與Tanganua(現達卡努瓦村)等兩地,同時協助開闢農田水利,輔導種植水稻。當時本鄉盛產樟腦樹,日人自宜蘭、新竹、苗栗等僱用Ngaingai(客家人)到本鄉採伐樟樹,供製樟腦油。在此期間有一布農族男性,名叫Makiri者狩獵時,行經本鄉邂逅本族女子’Apu’u,進而結婚,其家族也隨之遷入,此為布農族首次遷入之一群,接著有布農族Isdanda名為Ciban者,與本族訂約結盟,而允許入境。加之日本人認為,本鄉人口稀少,而土地多平坦肥沃需開發利用,於是從桃源鄉之寶山、梅山、勤合、桃源等村,引導布農族人入境,先到’Ang’uana(紅花仔、舊民治)及Naruku(民族村上方平台)不料發生嚴重瘧疾,病亡者眾多,一時感到水土不服,因而有部分又回桃源鄉舊址。在日據後期,日人認為Navunavung之風水欠佳,於是將居民遷到Na’unguana(民權平台),同時有日方協助興建住宅,分配土地、開挖梯田、興建水利、引水輔導插秧,興設行政機關、分駐所、衛生所,及興辦示範國校,將Tanganua、Nangisaru(南沙魯村)的學子,都集中在此學校就讀,接受日本國民教育,自此以後出生的小孩,一律取日本名字,青年均受軍事基本訓練及各種義務勞動工作,旨在使原住民歸順,儘早日化,不及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又把台灣歸還中國。

台灣光復後,本鄉鄰近之桃源鄉及台東海端鄉,南投縣信義鄉等布農族人,看到本鄉多為平台,且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源豐沛,可耕地寬廣,甚為羨慕,遂陸續遷入。民國四十二以後,政府推行「山地人民生活改進」,將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全部以陋習之名廢除,輔導生產,推動造林,大量種植油桐、杉木、麻竹等。民國四十五、六年間發生旱災,屏東縣三地門鄉飢荒,因此有該鄉排灣族人遷入民族、民權村,而得以生存,民國五十四、五十五年,政府在本鄉實施山地保留地測量,分配土地,辦理土地總登記,北部復興鄉、尖石鄉、泰安鄉之泰雅族人,也有少數人因緣際會獲分配土地,自此以後本鄉行政區土地總面積252.9850平方公里中,原住民保留地佔3252.3300公頃。

如今,本鄉人口約三千四百餘人,其中四百餘人為漢人,閩南籍漢人大多集中於錫安山,少數客家人散居於村落中,原住民二千九百餘人中,布農族約二千三百餘人為最多,次為鄒族(少數北鄒人及南鄒之Kanakanavu、Sa’arua)約近五百人,排灣族一百三十餘人,泰雅族約二十餘人。